在我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他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凌厉的战斗风格赢得广大读者的热爱和尊敬；也以其一生辉煌的业绩在近现代史上奠定了崇高的地位。鲁迅逝世时，上海各界人民以缀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为其盖棺，获此殊荣者，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旷古一人。
然而，要真正认识和深刻理解鲁迅，也并不那么容易。就是说，要抵达鲁迅的世界，通到鲁迅的心灵，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
正像许多伟人一样，鲁迅无论生前死后，都受到种种误解、曲解、贬损、攻击。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生平业绩时说，“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而在鲁迅，除了恶意的“嫉恨”和“诬蔑”，似乎更多还是误解、曲解、不理解。在鲁迅看来，这比遭受嫉恨和诬蔑更要悲哀和痛苦。
鲁迅在开始文学活动时，就深深感慨“寄意寒星荃不察”。又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呐喊·自序》）这些都表达了他对不被理解的无奈心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鲁迅以旺盛的创作力写下了许多小说和杂感，在读者中发生了广泛影响，仍有人不理解他。他明明是怀抱着改造社会的满腔热情从事文学活动，却有人说他的创作透露出的是一股冷气。为此他特意为自己的杂感集取名《热风》。后来，一些“激进”的“革命文学家”更从“左”的方面对他进行批判，开始说他“跟不上时代”，“代表了有闲阶级的趣味”，“为封建阶级唱挽歌”，继而调门高到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甚至在“左联”时期，鲁迅已经是公认的革命文学的伟大旗手，而有些“革命作家”还对他进行攻击。鲁迅对此不仅感到悲哀，更深感痛苦。他曾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1935年4月23日《致肖军》）又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
这并不是说，鲁迅爱计较人们怎样看待他，对他怎样评价。不，他并不希望别人把他看得很高，很伟大。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作家，尽力做着应该做的事，就像木工做家具，石匠盖房子，普通而又平凡。实际上很少有人（特别是一些作家）能像他那样清醒地估计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他说自己不过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实际上应该感到悲哀。当有人尊他为“青年导师”时，他戏称那只不过是一顶“纸糊的高冠”。他曾说：“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以此而作文更加慎重，来维持自己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集外集·咬嚼之余》）他喜欢“中间物”（即生物发展链上的一环）这一概念，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中间物”。（《坟·写在〈坟〉后面》）有的人稍稍做出了一点成绩，甚至还未来得及做出什么成绩，就自我膨胀，张狂得不知所以。而鲁迅则“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应该说，一般人是很难像他这样以平常心态对待自己，对待人生的。
但鲁迅毕竟又不是一般普普通通的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实际上是中国新文学之父。他的小说《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第一声春雷，由它呼唤和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个全新的时代。自此以后，他披荆斩棘，辛勤耕耘了近20年。他写了为数虽不算多但艺术成就极高的小说以及大量锋利、圆熟的杂文，创造性地使杂文成为新文学的一种特别样式。这一切，不但充分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也充实、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鲁迅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对培养和带动一代又一代作家，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看得越来越清楚。可惜的是，至今还有人（有的自己还是搞创作的“作家”，有的则是搞文学研究的“评论家”）认为鲁迅的小说写得并不怎样，说不上出色，更谈不上伟大。他们都受过鲁迅的哺育，身上有鲁迅的基因，血管里流淌着鲁迅的血，可他们不自觉，反而如此对待鲁迅。这颇有点像鲁迅自己说过的，喝了牛的奶，还要骑在牛身上鞭打着玩，甚而还想把牛打杀。
鲁迅的伟大，更在于他对我国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坚持以自己的笔为武器，始终坚定地在文化战线上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对此，我们过去也一再谈到，但是否一开始就能体认得十分真切，理解得十分深刻呢？
鲁迅的一生，正是中国人民同压在自己头上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作殊死搏斗的年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死敌，必须对之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艰苦使命。但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特别长，为世界所罕有；封建制度和它的思想体系发展得最为完备，十分顽固；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有时上升到主要地位，往往掩盖或冲淡了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致使封建主义得以避开斗争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即使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封建主义仍以其特有的顽固性拼命挣扎，变换各种形式保护自己，对人民进行疯狂反扑。鲁迅以其敏锐的目光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更以坚毅的意志，数十年如一日，不断用血淋淋的事实和深刻的道理揭穿封建主义的罪恶本质，以唤起人民的觉醒。他曾告诫人们：“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更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这说明他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是怎样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表现出鲜明坚决的态度！他急切希望的是中国青年能开创“第三样时代”（既非“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非“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老百姓能够真正获得做人的权利（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压榨，也不做“自己人的奴隶”）。尽管要做到这点很难，但告诫人们：“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
这些年，有人喜欢说“鲁迅是人，不是神。”这显然是对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对鲁迅太多政治化的反拨，应该说是对的，是对鲁迅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唯物主义者从来认为，现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神”，所有这样那样的“神”都不过是一些人“心造的幻影”。但是，只说“鲁迅是人，不是神”，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且不说过去是否真的“神化”了鲁迅，把鲁迅造成了一尊“神”，（我觉得用“政治化”更恰当，不是把鲁迅当作“神”，而是把他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现在把鲁迅“还原”为“人”，就真正回到了鲁迅，认识了鲁迅？谁都清楚：人和人并不相同。现今社会，到处充斥假冒伪劣，人亦不例外。其实此事自古亦然，只是于今为烈。我们看到，同样是“人”，有欺世盗名的奸雄，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有溜须拍马的奴才，有寡廉鲜耻的小人，有披着人皮的豺狼，有蝇营狗苟的蛆虫，……自然，也有的是“货真价实”的人，真正的人。我相信那些说“鲁迅是人，不是神”的人，也不会把鲁迅看作一般的人，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伟大的人。正因为如此，我以为有必要把话说透，说彻底。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又说：“由历史所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读懂这两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鲁迅，理解鲁迅。
自然，真正认识鲁迅，理解鲁迅，是需要下点功夫，花点力气的。张杰、杨燕丽二位同志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工作，不但对鲁迅，对鲁迅研究，对社会各方面特别是青年朋友应该如何认识鲁迅，都非常熟悉，了解甚深。这次他们经过精心筛选，编就一套《读解鲁迅》的书，对我们认识鲁迅其人、其书提供了非常实际非常有益的帮助，不啻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向鲁迅的路。当然这不是说，读了这套书，就能够完全认识鲁迅，理解鲁迅。因为通向鲁迅的是一条心灵的路，关键还在行路人自己走；世界上也没有由别人铺就、自己只需闭着眼就可以走的路。鲁迅有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么，就让读这套书的朋友和书中文章的作者一同走这条通向鲁迅的路吧！
（本文是作者为张杰、杨燕丽编《解读鲁迅·鲁迅其人》写的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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